“叮——”手机响了。洪大爷低头一看，是到账短信。他盯着屏幕上的数字，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又核对了短信里附注的款项说明——没错，是劳务报酬。三年了，这笔钱总算到了。

他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同村的王大爷：“老王，钱到了，你看看你的到了没。”接着又拨通了另外两位老人的电话，声音里压不住地高兴：“到了到了，都到了，咱们没白等。”

这笔钱不算多，四位老人加起来一共5300余元。可为了这笔钱，他们追了整整三年。

找谁谁推，跑断腿也要不回来

洪大爷今年七十二。2023年6月，经人介绍，他和同村三位老人来到邻村，给村里的村貌提升工程干辅助活儿——搭架子、和水泥、清理场地。活儿不重，但老人干活实诚，一点不糊弄。

后来他们才知道，这个工程是邻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张罗的，包给了一家建设公司，公司又转手包给了宋某。当时宋某答应得爽快：“干完就结。”可活干完了，钱没了影。

“找宋某，他说上面没给钱；找公司，说跟他们没关系；找村里，说钱已经付给工程了……”洪大爷跑了一趟又一趟，每次都是闭门羹。

三年里，老人们没少合计：“要不就算了？折腾三年了，也没个结果。”可转头一想，那是自己顶着日头，一铲子一铲子挣来的，凭什么算了？

就在老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当地乡镇干部在工作中听说了他们的难处，主动给他们指了条路：去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。像洪大爷他们这样年事已高、法律知识欠缺、证据意识薄弱的老人，符合支持起诉的法定条件。

“支持起诉不是目的，帮老人拿到钱才是”

老人到淳安县检察院提交申请后，案子很快到了承办检察官手里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村里跑，跟老人核对具体情况。

老人没有合同、没有考勤、没有工资条，说不清具体干了多少天、工钱怎么算的。检察官就一笔一笔帮着捋：哪天来的、干了什么、当时怎么约定的、还欠多少……

但光捋账还不够。因老人们仅靠口头介绍干活，既无薪资记录也无考勤时间，维权几乎“零证据”。面对这一困境，承办检察官逐一联系了介绍人及多名工友，固定关键笔录。同时，她还联系了实际施工人宋某，宋某承认四位老人确实在他承包的工程上干活，也承认还有一部分工资没结清，检察官同样将他的说法记录在案。经过多方印证，四位老人具体的务工时间、工作内容和确切的欠付工资数额终于全部查清。

证据扎实了。检察机关随即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，以实际施工人宋某为被告，支持四位老人提起诉讼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一条线索让检察官心里一沉——宋某在法院已有多个执行案件，名下几乎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即便胜诉，老人的钱大概率还是拿不到。

“支持起诉不是目的，帮老人拿到钱才是。”检察官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上游的工程款。

经过反复排查，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：这项工程的总发包方——村集体经济组织，与承包公司签订的合同中，尚有一笔近10万元的工程尾款未支付。而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，因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。这意味着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欠付的工程尾款范围内，对四位老人的劳务报酬负有垫付责任。

突破口找到了。检察官逐一拨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、承包公司代表和宋某的电话。她把三方的利益关系和法律义务掰开揉碎了讲，几通电话下来，各方态度明显松动，从一味推脱到愿意坐下来协商。趁热打铁，一场面对面的协调会很快促成了。

多方坐下来，把“死结”一点点解开

2026年6月10日，一场多方协调会在当地法庭召开。检察官从三个层面逐一说透——

讲法律：发包方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，对工人工资负有垫付责任，这是明文规定；讲事实：四位老人实实在在干了活，就有权拿到报酬；讲情理：老人年事已高，这笔钱虽不多，却是他们弯腰和泥、顶着太阳换来的养老钱。

沟通从上午持续到下午，各方态度逐步转变。最终，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从工程尾款中先行垫付四位老人的工资，并敲定了支付方案：宋某尽快提交工程验收材料，村集体将尾款汇入承包公司账户，公司收款当天即时支付。

让人暖心的是，协调会当天，另有几名未申请支持起诉的工友闻讯赶来。检察官一并纳入协调，推动一并解决。

2026年7月10日，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先行支付了4万余元工程尾款，承包公司收到款项后，第一时间向包括四位老人在内的所有务工人员支付了劳动报酬共计3万余元。

拿到钱那天，洪大爷给检察官打了个电话，话不多，反反复复就一句：“谢谢你们，这点小事让你们费了这么多心……”

“小案”不小看，“小案”不小办。每一分“血汗钱”的背后，都是老百姓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期待。让群众在每一起“小案”中感受到检察温度——这也是淳安县检察院坚持“五同工作法”，践行“民呼同应”理念的一个缩影，是山区检察官最实在的承诺。